王利华:“博士论文是你一生的基业”

2018-10-15

本文节选自《我的饥饿记忆与饮食史研究——有关博士论文的一些陈年往事》(《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自序)。

这本小书是由我的博士论文加工而成,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初版,距今已有十七年。因担心自己被划归只做“边角学问”的“左道旁门”,此后我并未进一步探研中古饮食问题,对海内外同仁的有关新作亦未认真跟踪,这次增补再版当然也就不能提出什么突破性的新见解。

最近几十年,中国史学发展一日千里,研究领域不断开拓,理论方法日新月异,新颖论著喷涌而出。这本小书,不论从题材内容、问题意识还是思想路径来看,都已经是相当陈旧过时,如今翻腾出来再版,恐怕难免“炒现饭”之讥。不过,决定修补、重刊不完全因为敝帚自珍,而是因为多年来我迷迷茫茫地四处摸索,从农业史到社会文化史再到环境史,游荡于几个领域之间,却愈来愈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其实一直还在围绕着原先那个问题起点打圈圈。

这个起点就是:历史上的人们如何填饱肚子、维持生命?数千年来,荒歉饥馑始终是中华民族无法挥去的最大梦魇,缺粮乏食一直是芸芸众生难以释缓的最大生存焦虑,部族冲突、阶级斗争、社会动荡、王朝覆灭,皆系于食。如今,中华大地物阜民丰,国人食物营养充足,四十余载两代人民不知有饥饿,实属旷古未有。然而如何吃得更安全,从而活得更健康,依然是一个值得关切的重大问题;能否保证子子孙孙永不挨饿,一直能吃得饱并且吃得好,就更加无法百分之百地打包票。作为一名以治史谋生的研究者,我既无纵横捭阖、指点江山的胸臆豪情,又无游心诗画、品评人物的高雅识鉴,只好关心一下寻常人家俗物琐事,绕来绕去,都离不开“吃喝”二字。

人生苦短,学海无涯,资质愚钝如我,虽然诚心向学,亦算勤苦,然而二十年时间飞逝,今已鬓白齿落,所得仅是几缕零散思绪,像旧时纺锤上胡乱缠绕的棉线,常常理不清头绪,还随时发生中断。半生劳碌,光阴虚度,不曾织就寸尺锦绣、片段华章,少年梦想浸付黄粱。难哉,学问!悲夫,书生也!今既提不出任何高卓新见,稍稍修补旧稿,借机坦承教训,以为后生俊彦之戒,亦算是聊尽一份教师之责吧。只是,凡人年逾半百,问学谋生多少都曾经尝过一些酸甜苦辣,陈年旧事,过往得失,本宜暗自怀揣,不足为他人道起。我俗人说俗事,话题既极平庸,复如村妪里叟般絮叨,恐将贻笑大方,招人厌烦,心惴惴其栗也!若蒙青桐雏凤不弃,耐心一览,引我为戒,少走弯路,我将至感荣幸!

一、寻觅:博士论文选题的困扰和曲折

当今社会行业、职业愈分愈细,谋职就业都讲文凭学历。所以我们的境遇与老辈史家颇不相同,要想成为一名专业历史学者,绝大多数都须拥有博士学位,这意味着必须花费多年宝贵青春年华进行一段专门修炼,其间最重要的课业,是在没有穷际的“过去世”选择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做一番苦心参研,完成一篇合格的博士学位论文。博士易得,佳作难求,博士论文之成败,对一位历史学者的学术生涯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所以,多年来我一直告诫周围的同学:“博士论文是你一生的基业。”

事实上,博士论文不仅是学者个人“一生的基业”,而且是一个时代的学术基业。这些年历史学博士批量产出,论文质量难免下降,但将来最优秀的学者终究只能从博士生中脱颖而出,最杰出的成果亦将主要从博士论文中孕育。历史学是一门特别需要积累的学问,不日日积薪做到一定火候就写不出大的文章,所以比起其他许多学科,少年成名的历史学家相当稀有。但是博士生正值精力最旺盛、思维最活跃的人生阶段,是形成学术理路、积聚创造能力的关键时期,最具创新性的成果大多是在博士论文中初具雏形。当下学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包括职称评审、年度考核等等制度设计不够合理,很多教授都无法像博士生们那样朝于斯、夕于斯,集中数年时间、围绕一个问题专心致志地求索和思考,所以许多学者平生最好的学术成果就是其博士论文。我曾向多家杂志主编进言:不要过分追求表面好看和短期影响力,把征稿对象锁定在那些已经成名成家的教授、博导,而应该多多关照刚毕业甚至还在读的博士生们。他们的论说可能尚嫌稚嫩,不够圆融,文字亦欠老到,但给他们提供更多发表机会,既是培养未来史学家的需要,也是学术杂志保持创新活力的需要。

这种想法可能得罪高人,但我实话实说,既是根据世相观察,更是基于个人体验。博士毕业以后,我一直试图拓宽领域,思考却始终难以远离当年那个问题起点,大部分成果也都是对博士论文的修补、拓展和延伸,当年朦胧产生的想法,有些至今还在影响着我对学生进行论文指导。非常可笑的是,因为急于回归“正宗”、融入“主流”,我曾经一度刻意回避饮食史研究者这个角色,但是倘若完全放弃这个基点,我便更加无处容身。由于一向喜欢胡乱翻书而不求甚解,我的想法不少,但大多既不着边际又不得要领;零星发表的文章,东拉西扯,像游击队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究竟是农业史、社会史、文化史,还是环境史?连自己都掰扯不清。回顾工作三十余年来的求学轨迹,兴趣从农业史转到社会文化史,后来又做起了环境史,看似经历多次转向,闯荡了几个领域,实则都没有远离“饮食”这个基本生存问题,不论做什么题目,都不由自主地与古往今来的“吃”“喝”联系起来。是否可以借用一个经济学概念称之为“路径依赖”,我拿不准,感觉更像是“宿命难违”。

做博士论文的关键在于选题,首先须在选题上多动脑筋,需要费尽心机。最近十多年,我每年都招收若干硕士生和博士生,与同学们交流,不免会谈起自己的求学经历,特别是做博士论文的教训。多位同学曾经问我:当初为何选择华北饮食问题做博士论文?我猜想他们的感觉多少有些怪怪的,心里或许存有下面这些疑惑:其一,需要和值得研究的历史问题不计其数,饮食之类俗物琐事向来不登大雅之堂,写几篇“豆腐块”文章供作茶余饭后谈资就好,还值得花费多年心力做一篇博士论文吗?其二,我是一个南方人,自然更熟悉南方生活,何以“舍近求远”去研究自己并无实际体验的北方饮食问题?其三,读过本书的同学心里可能还隐藏着一个疑问却不敢直接向我提出:书中讨论的那些问题并无多少文化韵味,书名添上“文化”二字岂非画蛇添足?

我很理解这些疑惑,它们其实是初入史门所必须解决的三个基本问题:其一,哪些历史问题值得做专门、系统的研究?对同学来说,它可以转换为“博士论文应该选什么题?”。其二,历史研究是否与个人生活体验相关?探讨历史问题是否应该和怎样结合个人生活体验?其三,历史学者应如何有效地借取并准确地运用不同学科的话语、概念,避免胡乱套用导致思想含混不清?这些问题不仅是同学的疑难,也是老师的困扰,我实在无法清楚地做出回答,只好讲讲自己曾经的曲折,或能提供些许参考。

先说说我在进行博士论文选题过程中曾经的困扰。

1996年,我年满三十三岁,蒙张国刚教授不弃,招收为他的第一名博士生,研究方向是隋唐五代史。因我是已有十二年工作经历的“老生”,又是在职上学,我俩还是少年朋友和同乡,所以张先生对我采取“放羊式”培养,任我自主安排学习,博士论文亦自由选题(这奠定了后来他和我本人指导博士生的基本风格)。他那样放任我其实很有些冒险,因为积累和训练严重不足,那时我对博士论文如何选题,与现在同学们一样深感困扰。

考入南开前,我已在南京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工作了十多年。那是全国(大概也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家农业历史研究机构,渊源于金陵大学图书馆农史组,新中国建立不久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成立,主要任务是发掘中国农业历史遗产,为当代农业生产发展服务,向以古农书整理和科技史研究见长,积累丰富,特色鲜明,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知名度。但这个机构隶属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南京农学院,学术交流活动主要在农学界,与史学界的交流却不是很多。我长期在那里学习和生活,虽非毫无收获,但总觉得自己像是身居僻壤的“山野村夫”。考入南开攻读博士学位,总算重新归了队,但因长期“僻居”,对历史学的发展脉络和趋向都很陌生,对隋唐五代史的了解也只有本科期间所获得的那点知识,这要特别感谢王永兴、吴宗国两位先生指导我读《资治通鉴》和撰写本科毕业论文,在我脑子里装进了一些隋唐时代的人物和故事。直到今天,我对隋唐五代史仍然只有零乱、片断的了解,根本谈不上什么研究,所以从来不敢自诩是隋唐史专家。

更加严重的是,那时,中国史研究以断代为本,各个断代自成一统,史料条件和前人积累各不相同,研究余地和推进空间亦颇有差异,研究唐代以前的历史,选题难度比起宋代以后要大得多。上个世纪的中国中古史研究,群星璀璨,名家辈出,寸尺之地都已经被前贤耕耘得很精细了,越读书我就越感到,想找一个被前贤忽略或遗漏的问题做博士论文几乎不太可能,为此我非常焦虑。无奈之下,只好退回到农业史,试图从自己相对熟悉的领域找到一条出路。幸运的是,张老师和南开的其他先生们都非常宽容,对我这个“乡巴佬”毫无偏见,甚至鼓励我“做出自己的特色”。

我首先想到的是研究郭义恭的《广志》。那是一本博物志性质的古籍,大约成书于北魏前中期,内容驳杂,但朴实可靠,全无虚妄之论,虽然原书早已散佚不存,但自《齐民要术》以下历代文献频繁征引其文字,具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在原单位做硕士生时,先师缪启愉先生曾命我辑佚该书并撰写硕士论文。在缪先生的指导下,我用两年时间对它进行了辑佚,关于其成书年代的考证文章曾有幸获得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优秀论文奖。可惜因为缪先生荣休等多项人事变动,我的硕士论文并没有写《广志》,而是改做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那时我对文化史很痴迷,因此不知天高地厚地拣来几个很流行(也很混乱)的文化概念,试图借用文化传播学理论来探讨中国古代农业技术的传播问题,结果因为理论空悬,史实细碎,“皮肉”两不相亲,最终一败涂地!

博士论文可否重拾旧题?理论上有此可能。但经过一番考虑,我放弃了这个想法。原因有二:一是单做《广志》,论说将只涉及魏晋南北朝史,与我的研究方向——隋唐五代史基本无关,我个性胆小,担心这样做不能通过毕业资格审查;二是《广志》内容驳杂,但残存文字很少,长短相兼不过三百条,不少条文仅寥寥数字,单做该书,实难展开问题讨论,即便加上辑佚和校释,亦恐写不出一篇够字数、有分量的博士论文。如今想来,主要原因其实还是因为自己理论修养实在太差,知识贮备严重不足。由于那次放弃,《广志》研究就一直被搁置下来。十年前中国农业出版社已经将其申报列入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计划,后来又多番催促,但我一直无法重启这项工作,竟已变成了一块心病。

放弃做《广志》的想法之后,思路一度还是局促在那个小小胡同里。后来我又有过整理研究汉唐南方物产资料的设想,因先前有过一点积累。在辑佚《广志》的过程中,我觉得花那么多时间、跑那么多图书馆,翻遍唐代以前古籍,还要浏览相当数量的宋以后文献,仅仅辑录《广志》佚文实在太不划算,于是我想顺路辑抄汉唐之间南方地理、方物志书。当时我初步了解到:自清人王谟辑集《汉唐地理书钞》以后,虽然陆续有人做过一些辑录,但并无系统的整理,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知识进行研究的成果更是稀有。当我提出这个想法时,缪先生未置可否,可能是对我没有信心,毕竟知生莫如师!但时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卞孝萱先生对此特别鼓励。记得那次(应是1987年夏天)我登门拜访卞先生,向他报告了这个想法并且求教,他看起来比我还要兴奋,滔滔不绝地同我谈了整整一个下午,还特别示以郁贤皓先生的新著——《唐刺史考》,承诺我“只要你像他这样真下功夫做出来,我一定推荐出版”。受他鼓励,在随后几年中,我真的摘抄了成千上万张卡片。可惜随着《广志》研究的难产,我心思大乱,未能继续坚持,攒下的一堆卡片在后来频繁搬家的过程中逐渐散落无存。由于电子版古籍大量涌现,即便留存下来,也没有多少价值了。

应该说,那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至今我仍然认为它值得做一篇甚至几篇博士论文,若能选取合理的思想路径,注意综合运用自然科学(包括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生态学、地理学)和社会科学(如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知识,完全可能写出一些别开生面的大文章,增进对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自然条件和物质基础的历史认识。众所周知,中国文明绵延五千年未曾发生严重中断,而是不断在开拓和壮大,实属举世罕见。但道路并非始终平坦,而是充满曲折,历经起伏。由于自然和社会众多因素交相作用,中国大地几度繁盛统一,亦几度动荡分裂,经历了多个历史回旋周期,每一周期的王朝兴灭、政权分合、经济盛衰、民族迁徙、人口聚散、社会重构……一系列重大变化,都同时伴随着空间格局的显著改变;每经过一个回旋周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都在比此前周期更加辽阔的地理空间实现更多自然生态、社会文化单元的新交融和再整合,最终形成如今“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家园和百川汇流的庞大文明体系。

在波澜壮阔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古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其间最伟大的文明成就是南方地区的大发现和大开发,其于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意义,堪比西方人发现和开发“新大陆”。正是由于南方大发现和大开发,在经历中原板荡、帝国瓦解的空前危难之后,华夏文明不但幸免于许多文明那样覆亡的命运,反而开拓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自六朝开始,曾经蛮荒落后、令人怖畏的南方瘴疠之地,“华夏化”进程显著加快;隋唐时期南北重新统一,不只是简单地恢复了秦汉帝国的政治疆域,而且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都走向更具实质意义的历史整合,中国文明以更加雄健的姿态,在更加辽阔的土地上继续向前迈进。在这场空前恢弘的历史戏剧之中,有一个可能最具基础性意义的重要内容或情节,这就是华夏民族对广大南方复杂山川形势、丰富自然资源和特异风土物产的不断认知、适应和接纳。倘若我们承认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关于山川形势、自然资源、风土物产的知识、观念和态度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则我们对此一重要内容或情节之于中古社会乃至整个中国文明历史的特殊意义,应将产生强烈的研究兴趣。

我们知道:社会文明演进既具阶段性又具区域性,两者是一个紧密联系、彼此协同和基本同步的时空过程,在此过程中,自然知识积累和技术能力增强具有关键意义。正如《诗》《书》《易》《礼》《尔雅》《山海经》《管子》《淮南鸿烈》《齐民要术》……关于山、川、湖、泽、原、隰,草、木、鸟、兽、虫、鱼各种自然事物的记述,对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论说,反映了“黄河轴心时代”自然知识的积累和进步,构成了“中原之中国”人民生存发展的知识基础;东汉以降,历经六朝、隋唐,大批涌现的地志、地记、异物志、博物志以及层出不穷的诗、赋、谱、录、书、传、状……之中关于南方山川、风土、物产的丰富记述,则无疑是南方社会赖以开展生存活动特别是开发资源、发展经济的知识凭借。稍稍关注一下中国传统自然知识体系生成和发展的历史,或者只需翻检一下几部类书,我们便可察觉:中古乃是一个自然知识显著增长甚至迅速膨胀的时代,其主要表现正是关于南方知识的迅速增长。想象一下:在中古时代的那个特殊历史故事情境中,一批又一批初来乍到南方的中原人士,面对迥异于北方故土的自然环境,特别是看到那些闻所未闻的奇异物种和奇特风俗,曾是何等讶异,我们也就不难解释:何以自汉末杨孚以下竟有那么多人士不断撰写各式各样的《异物志》《风土记》之类著作!有趣的是,宋代以后,随着南方地区不断“华夏化”,关于南方(即便是岭南)物产的著述基本不再题名为“异”了。这个有趣的历史现象,难道不足以引起学人开展专门系统研究的冲动吗?很遗憾,实际情况是:以往史家虽然曾经有过一些论说,但显然不成系统,不够详备。

何以如此?

经过一番亲自尝试,我很快明白:对于通常缺少自然科学知识贮备的历史学者来说,这项研究的难度系数实在太高了!从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到刘恂《岭表录异》,从顾微和裴渊《广州记》、常璩《华阳国志》到段公路《北户录》、樊绰《蛮书》(《云南志》),从徐衷《南方草物状》、嵇含《南方草木状》、戴凯之《竹谱》到陆羽《茶经》,从左思《吴都赋》《蜀都赋》到谢灵运《山居赋》,从郭义恭《广志》到段成式《酉阳杂俎》……,见于各种记、志、谱、录的奇异草、木、鸟、兽、鱼、虫,品类极其繁多,单是名实考证一项之难便足以令人望而生畏。虽然上述各类文献有许多早就亡佚,但其遗文散见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书,所载动、植、矿物仍然数以千计,其中不少物种可能已经灭绝,要想运用现代动、植、矿物命名、分类方法一一考辨其为何物、所属何类,几无可能。不仅如此,因古人记物记事常常随性而为,缺少标准用语和规范描述,同名异物、异名同物之类现象极其普遍,更使名实考证难上加难。就算只期考辨出其中仍然可考者,至少亦需耗费十年以上时间并用罄全部心力,方能有所成就。倘若还想从自然与文化两个方面进一步解说各种“异物”的品类、物性、环境、价值、用途、风险危害、象征意义……,不但需要具备丰富的植物、动物、矿物、地理知识,而且需要具备诸如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多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贮备与理论素养。因此,在决意开展此项研究之前,就必须在思想上做好“板凳甘坐十年冷”“慢工出细活”的充分准备。惭愧的是,虽然我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有所认识,却没有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的勇气:一方面自知学识寡薄,能力不逮;另一方面因学制限制,在短短三年时间里,我无法就此完成一篇合格的博士论文。

虽然当时我是相当纠结,设想屡经改变,选题举棋不定,但下面的几点考虑已经比较明确:

一是要选择研究有意义的“真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从相关领域学术本身发展脉络中延伸出来的,也可能是受到现实的激发或者由于现实需要而提出来的。研究目标是提出一些以往不曾拥有的新知识和新见解:要么对解说更大的历史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要么对认识和处理某些现实问题具有参考价值,或两者兼而有之。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了。如果没有这些追求,随便抓到个问题就去找材料、凑字数,就没有必要耗费几年的宝贵生命做论文了。

二是要尽量选做自己较熟悉的课题。具体来说,对这个课题应有一定的前期积累,在以往学习和生活中有所接触,有所思考,拥有一定的理论知识贮备,最好还有些实际生活体验——哪怕只是来自于某些业余爱好。如果还掌握了某种特殊的技能和本领那就更好了,因为这样就可能做出只有极少数人,甚至只有你自己才能做得出来的“绝活儿”。倘若两手空空,毫无前期积累,一定做得极其辛苦,从问题设计、资料查询到事实分析都很难找到那种“特别的感觉”,到了写作阶段也常常会感到无话可说,键盘都敲不连贯。如此这般写出的论文,恐怕每个句子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硬憋出来,而不是从心中自然流淌出来的,花费再多的力气,别人读起来还是碜牙涩口,索然无味。

三是选题应具一定开放性和延展性。如上所言,对今天的大部分历史学者来说,博士论文实为“一生的基业”,毕业后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研究理路和史料基础可能都是博士论文奠定。因此选题应综合评估个人志趣、前期基础和学术趋向、时代需求以及客观条件(例如史料条件),有格局性思考和大问题关怀。题目不宜太小,不能一篇文章就做到了头。在这一点上,博士论文显著不同于本科毕业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理想的选题是:既能在规定年限之内做出一篇要素具足的博士论文,能够顺利得到学位;又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延展性,上下左右的史实和内外前后的问题具有比较广泛的连续性和渗透性,并且资料条件支持持续开展有系统的研究和发表成系统的论著。

四是选题宜先大后小,逐渐收缩。通常情况下,博士论文最初的选题只是一个大致工作方向,沿着这个方向去调查前人成果,查询原始资料,但研究对象、时空范围、核心命题和支撑论题都很可能需要进行较大调整,原因是:先前所设想的大小问题,有些(甚至可能全部)前贤已经解决、无须再做,抑或前人未做、后人也做不成,因为有些问题虽然很重要,但缺少最起码的资料条件支撑,因而无法研究。最初设定的时空范围,可能因资料甚多、问题很复杂而显得太大,也有可能因资料太少、无法细究而显得太小。

总之,博士论文选题常常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事先应有准备和预案。例如,就中古史研究而言,合理的操作方式是选题宜先大后小,文献资料调查和搜集的口径亦宜先阔后窄。如果实在太大,无法驾驭或者短期无法完成,可根据实际情况有所收缩;倘若开始选题很小,又缺乏“小题大做”的资料条件和方法手段,等到发现此路太窄,走进了一个狭小的胡同,叙事、论说都无法展开,再调头重来必定造成时间、精力上的很大浪费。

在这方面,我本人就曾经有过一些教训。如前所言,我生长在南方,那里向以水稻为正粮,以米饭为主食,生命系统建基于水田稻作生产体系而显著不同于黄河中下游的粟、麦旱作农业。我比较熟悉南方,前期资料积累和研究兴趣亦偏重南方,所以一开始打算以中古南方饮食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史料搜集,我发现那时历史记录仍然偏重北方地区,关于饮食尤其如此,关于南方饮食的有限史料似乎不足以支持自己的设计,完成一篇问题与资料相匹配的中古南方饮食史论文。所幸我原本打算做完南方还要做北方,因此文献资料南北兼收,所以没有发生中途改题和全面返工的问题。结果如大家所知:我至今仍然只做了北方,南方饮食问题反而被撇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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