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成果公报 | 杨丽萍：壮族乡村学校教育与壮族文化根脉的延续

本文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壮族地区乡村学校教育促进壮族文化传承的个案研究”（DMA130356）的成果之一。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区域民族文化历经外来文化的冲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文化断裂和失传的严峻挑战，不同族裔的多元文化教育和文化传承问题引起国内外教育学界的广泛关注。美国的多元文化教育主要是针对外来移民和社会不同群体的语言文化适应问题；英国的多元文化教育主要是针对有色人种问题；德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多元文化教育强调对多民族文化的尊重和理解。国内少数民族学校教育方面的研究集中在学校教育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学校教育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关系、学校教育传承民族文化的现状及对策思考等方面。

本课题基于生命基因和文化基因的双重响应，探寻壮族文化根脉的延续路径，在全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壮族乡村中小学校传承壮族文化的实践路径，提炼壮族地区乡村学校教育促进壮族文化传承的本土成功经验，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探讨影响壮族乡村学校壮族文化传承的内部和外部因素，并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新时代语境下，提出壮族语言和文化教育的新机遇、新使命和新策略。

一、基因响应与“体”“魂”兼备的壮族文化传承机制

乡村学校教育在壮族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始终具有显而易见的作用。壮族文化需要在乡村学校这一特定环境中以特定的方式和路径实现纵向传递，以此化解壮族乡村出现的文化“失根”危机，引领壮族地区的乡村学校肩负起传承壮族文化的重任。

教育本质上是文化的传承与习得。在壮族聚居区，乡村是壮族文化生存之根，而乡村学校教育对壮族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壮族乡村学校的文化传承教育关键在于激活并延续壮族的生命遗传基因（gene）与壮族文化基因（meme）。

壮族生命基因隐含在1600多万壮族生命体中，壮族的文化基因则与壮族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相融相生。在实施壮族文化教育的过程中，有必要寻找壮族生命基因和文化基因的遗传密码，以推进壮族生命主体的遗传基因和文化基因的深度交融。同时，优化两种基因的演化谱系，维护双重基因复制和衍生过程的安全，防止优质基因遭受侵蚀，在更深的层面上，激活两种基因的互动机制，使其在彼此“响应”的过程中实现和谐共生。

壮族生命主体的遗传基因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历经考验，在严酷的挑战中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壮族文化基因寄寓于壮族文化传承谱系和文化象征符号之中。推动壮族文化进校园、实现壮族生命基因和文化基因的彼此响应与相互交融，是壮族文化基因延续的有效路径，也是实现民族发展与文化繁荣的根本保证。

壮族生命基因和文化基因彼此响应和共生的前提是唤醒对壮族文化的自觉意识，基础是壮族生命主体对生命基因和文化基因的认知。依托遗传学和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有学者对于壮族生命遗传基因的认知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1]而对于壮族文化基因的认知则需要审视壮族文化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从中提炼出隐含在壮族文化演进历程中相对稳定且对壮族文化变迁方向和形态特征起决定作用的文化密码。因此，有必要通过学校教育、社会传习、文化普及和旅游体验等多种路径推动壮族生命基因和文化基因彼此响应，让壮族生命主体领悟壮族文化基因和文化象征符号的深层意蕴，在参与壮族民俗活动以及传习壮族文化的过程中，切实感知隐含在花山岩画、壮族铜鼓、壮族歌咏习俗、干栏建筑和壮锦等壮族文化杰作中的文化基因，生成与壮族身份相契合的文化认知图式和历史记忆，由此成为“身体”与“心魂”彼此响应、相互交融而协调统一的壮族“文化全人”。

教育的真义是延续民族文化的双重基因，实现民族文化传承和文化“体”与“魂”的辩证统一。任何民族的有形躯体只有负载本民族的文化血脉，才能成为魂体统一的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有体无魂或魂不附体的民族，其民族成员空有身份标签，而忘却民族历史、遗失民族信仰、不再敬畏本民族的圣灵，必然将失魂落魄而走向衰落，成为没有希望的民族。壮族学生肩负着传承和延续本民族文化的历史重任，因此，有必要以壮族文化教育为重要的认知路径和手段，重拾民族之历史记忆，建构关于壮族文化的认知图景，形成科学合理的历史观、民族观和文化观，自觉守护民族生存之根基，延续文化之气脉，使壮族学生成为既有壮族之躯体和身份，亦兼备壮族之心灵和魂魄的新一代壮族文化传承主体。

二、壮汉双语教育模式转换与壮族文化根脉的延续

语言是文化的“活化石”，壮族语言具有历史的悠久性、传承的普遍性、内涵的丰富性和艺术智慧的高妙性等特征。由13个土语区构成的壮族语言文化是壮族文化的基因和气脉所在，有必要从守护民族心魂和延续文化根脉的视角，深刻反思壮汉双语教育与壮族文化传承的关联性。通过“以言悟美”“以言护根”“以言续脉”“以言传文”的教学路径，重新构筑“形与神”“体与魂”相交融的壮汉双语教育新模式，在中华民族复兴的总体格局中，推动壮族双语教育的发展与壮族文化的繁荣。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壮汉双语教学历经“汉主民辅型”、“民族语言主导型”（“一类模式”）、“壮汉同步型”（“同步模式”）和“汉语主导型”（“二类模式”）等四种类型。“一类模式”适合于以壮语为主要交际语言的壮族农村地区，学校学生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壮族学生；其教学程序是以壮语为先导，然后“壮汉同步”，目标是使学生掌握汉族语言和了解汉族文化。“二类模式”适合于以汉语作为主要社会交际语言的壮汉杂居的城镇；其教学程序是以汉语为先导，另外开设一门壮语言文化课作为必修课程，“以汉通壮”，进而达到“壮汉兼通”的目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壮族家长从小就教子女讲汉语，会说汉语的壮族学生越来越多，壮汉双语教育的模式逐渐呈现由“一类模式”向“二类模式”发展的趋势。

表面上看，从“一类模式”转向“二类模式”，壮语的先导作用减弱了，但壮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性却提升了。因为在靠近城镇的地方，壮族学生不会或很少讲壮语，只能以汉语作为先导，而专门开设的壮语言文化课程可以更为有效地传承壮族语言和文化。不同壮汉双语教育模式的转换，基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适应壮族不同地区的文化环境和壮语的社会使用功能变化的需要。

21世纪壮汉双语教育的深化发展，需要深刻反思壮汉双语教育与壮族文化传承的关联，以理性的文化抉择，建构适应壮族社会文化发展需要的双语教育新模式。壮族语言是至为重要的壮族文化符码，内蕴着壮族文化的认知体系、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推进壮汉双语教育模式的转换、强化壮族语言文化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壮族人牢记本民族文化之根脉，造就兼备现代知识与民族文化主体意识的新一代壮族文化传承人。

文化根脉包含壮族文化的“根源”“根基”“根本”以及流灌在壮民族生命体及其文化当中的“气脉”“血脉”“文脉”。就总体而言，壮族文化根脉隐含在壮民族起源与演化的整个过程之中，外化于壮族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诸多层面。壮族语言则是壮族人民共同创造、共同传承的活态的文化符号，体现了壮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隐含着丰富的壮族文化基因和遗传密码。对于大多数壮族民众而言，壮语是最为普遍的表达情感、相互交流的思维工具，是壮族民众的思维方式和精神世界的文化载体，更是寄寓于壮族文化演化历程和一千多万民族生命体之中的文化根脉。

三、乡村学校传承壮族文化的微观实践及反思

（一）校本课程研发与壮族文化传承

课程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依托地方文化资源开发校本课程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路径之一。因为“课程是人类文化的精华，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在国家实施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时代语境中，广西壮族地区校本课程开发引起壮族学校教师的高度重视。课题组在南宁市武鸣区庆乐小学调研中发现，该校立足壮族乡村学校的发展现状，研发了一系列壮族文化传承校本课程，包括“壮族语言”“民族风情与文明校园”“壮族山歌与艺术校园”“传统节日与活力校园”“民族体育与健康校园”“民俗文化与责任教育”等内容。以壮族文化为核心的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让学生直接接触壮族的文化习俗，激发学生学习壮族文化的兴趣，增强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促使他们热爱壮族文化，自觉传承壮族文化。

（二）乡土教材编写与壮族文化延续

教材是学生学习系统知识的主要材料，也是教师开展教学的主要依据。乡土教材作为国家统编教材的补充，展示了当地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环境。壮族乡村双语教师通过参与开发乡土教材，不仅更新了课程观念和原有知识结构，提升了专业素养，更为重要的是，激发了其对壮族文化传承的敏锐性，进而树立传承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意识，从思想上实现“意识超越”，坚定传承民族文化的信念。此外，壮族乡村学校教师利用自编的乡土教材，向学生介绍壮族的历史、地理、文化、民间故事、传说、歌谣和风土人情，引导学生增加对壮族本土知识的系统了解和关注。如，《武鸣县民族中学壮文校本教材》在内容编排上，比较完整地展示了不同层面的壮族文化，系统地介绍了壮文基础知识、当地壮族的道德风尚和风土民情，重点收集、保留了当地经典的传统山歌及当代民间艺人创作的新山歌，实现了传统山歌与现代山歌的有机结合，激发了学生学习民族文化的浓厚兴趣，培养了学生热爱家乡、热爱民族的情感，进而增强壮族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使他们自觉投身到延续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时代大潮之中。

（三）校园文化建设与壮族文化特色呈现

校园文化建设的实质是环境育人。它以物质为载体、以制度为保障、以活动为形式，在校园内创造一种良好的人文环境，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积极影响、启迪和规范师生的文化价值观。壮族乡村学校的特色校园文化建设不仅对实现素质教育目标有积极意义，而且对民族地区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起重要作用。本课题以南宁市武鸣县庆乐小学为个案，主要调研该校校园文化建设与壮族文化传承的实施路径与实践效果。该校以“喜乐和”为办学理念，开展壮族体育活动，教学生学唱壮族民歌、跳壮族舞蹈，建立农具陈列室，建设壮族文化长廊，每年举办“三月三壮族文化传承节”等活动。这些富有新意的校园文化建设活动体现出浓郁的壮族文化特色，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充分肯定，扩大了学校的社会影响力，也让教师和学生通过壮族文化体验，切实感受壮族文化的绚丽多姿以及祖辈们艰苦创业的精神，激发壮族师生对本民族文化的敬仰和热爱，初步实现了校园文化建设与壮族文化传承的良性互动。

四、“一带一路”建设与发展壮族教育的新策略

壮族世世代代栖息在南岭走廊到北部湾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壮族聚居的“那文化区”位于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中上游的结合部，是中原文化向东南亚传播的重要通道，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连接的中枢。壮语属于壮侗语族中的壮傣语支，我国境内的壮侗语诸族的人口约为2300多万，“壮族和泰族共同起源于古代百越民族集团，更具体地说是百越中的西瓯和骆越（简称瓯骆）。他们原来共同生活的区域，主要在五岭以南直到今越南的红河以北地区”[3]。与泰国主体民族泰族是“同源异流”的“同根生的民族”[4]。壮语与侗语、布依语、泰语、傣语、老挝语、掸语、阿含语以及越南西北部的白泰、红泰和黑泰语等诸多语言存在着密切联系。[5]

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广西壮族自治区是中国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的“战略支点”，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将其作为与东盟国家交流的“国际通道”。学好壮语显然有利于学好侗台语族其他民族的语言，理解壮族文化习俗也同样有助于理解侗台语族其他民族的人文传统。

我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需要以语言为先导，培养大量的懂得沿线国家语言的专门人才。这就为壮语教育的转型和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壮语以及壮族文化因为其与东南亚侗台语民族的密切关系而被赋予了新意义和新认知，壮语教育将承担新的历史使命。壮语教育的意义和功能也将不再局限于国内的壮族语言及其文化的传承，而是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而延伸至国外，将有助于同国外的侗台语民族沟通交流，建立文化互信，以“语言相通”达至“心灵相通”。

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壮语人才培养的新策略是开发多样化的壮语以及侗台语其他语言的教育文化资源，建构“师资—市场—就业”联通的壮语人才培养机制。有关部门有必要研究实施壮语教育和壮族文化推广的新策略，加快壮语以及“一带一路”沿线民族语言人才的培养，建构具有国际视野的“壮-汉-泰”兼顾的壮语教育体系，以此适应“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文化需求，开创壮语教育的新局面。

[注释]

[1] 于亮，黄小琴，史荔，等.中国四个少数民族九个Y-STR位点基因频率和单倍型研究[J].中华医学遗传学杂志，2005，（6）.

[2] 滕星.族群、文化差异与学校课程多样化[J].江苏社会科学，2003，（4）.

[3] 覃圣敏.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3225.

[4] 范宏贵.华南与东南亚相关民族[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203-208.

[5]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言的系属和有关民族的源流[C]//壮学第四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8：538.

（责任编辑：张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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