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耀峰｜论文化政策及其伦理意义

一、文化价值、文化政策和文化治理

（一）文化的价值指向

对于“文化”的含义，人们通常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加以界定。广义的文化即大文化，它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换而言之，广义的文化是经人类加工改造过的一切东西，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结果。狭义的文化也就是小文化，它是指与经济、政治并列的，关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思想观念，包括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文学艺术、思想方式、教育和科学等精神方面的内容，是以社会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观念体系。文化跨越时空界限，构筑了多种不同的层次和类别，其外在的表现形态包括：时间视阈的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当代文化等；空间地域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等；社会层面的官方文化、民间文化等；功能效用上的礼仪文化、服饰文化等；服务地位上的主流文化、亚文化等；发展逻辑层次上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文化所具有的共性特征有：空间上的地域性、集合意义的群体性、社会认同的同一性、过程上的历时性等。此外，在功能上，文化具有娱乐、教化、塑造、评价、认同与整合、更新与先导、积累与遗传等作用。

从文化的内涵上来看，文化具有双重属性：一是意识形态属性。文化承载着某种价值，是价值观、世界观，是精神与审美。人类社会发展史不仅包含着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发展史，而且内在地蕴涵着人类社会精神文明发展史，人类社会文化进步的烙印镌刻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长卷之上。文化反映了人们社会生活的状态、人们对周围世界的看法及其精神信念。文化是社会之魂，通过长期的潜移默化作用，在社会深层次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一直被视为维护国家传统和统治而展开的精英化活动。对于特定的文化物品，其文化价值要素又是多元的。诸如文物的文化价值包括审美价值、精神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现象价值、真实性价值和地点价值等。二是商品属性。从其存在方式与发生作用的方式来看，文化以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存在，是一种特殊商品。文化因为其特有的属性，使文化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在经济学领域凸显出来，文化政策内在地包含了文化经济学内容，同时又面临经济学方面定量评价的困难。当前存在的种种媚俗、庸俗、低俗乃至于恶俗的文化现象，其重要原因在于其弱化甚至忽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不断消解、颠覆社会主流价值观。对文化内涵的再审视，对于表达个体、社区、民族和国家的特性，建构具有中华文化的认同机制和政策导向，尤其在新媒体时代具有现实意义。

首先，在多元文化条件下，具有主导性的主流文化是民族国家认同、公民身份认同的基石。在欧洲国家中，法国作为崇尚多元文化的国家代表，包容多元文化是法国文化的重要特征。进入21世纪，法国从国家层面日益强调法国的核心价值。2010年初，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曾坦言，法国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但是对于新法国人必须认同法国所崇尚的价值观。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西方部分发达国家所推崇的“多元文化政策”，即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尊重与宽容的政策，是实现欧洲融合的重要内容。其中，安全、教诲、民主和公平等社会价值成为欧洲一些国家文化政策的基本原则。然而在一段时间内，德国等国的领导人相继宣布本国多元文化政策的失败。欧洲理事会秘书长托尔比约恩·亚格兰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支持这些国家的判断。同时，亚格兰警告，多元文化政策对国家安全会造成威胁。相对而言，澳大利亚在实行多元主义的文化政策时，保持了比较谨慎的态度，强调多元文化的解释应当有所限定，对文化多元的包容关键在于培养积极负责任的公民，以促进国家认同与社会和谐。1994年，澳大利亚政府制订的文化政策框架——《创造性的民族》，成为试图平衡艺术、文化和经济目标的典范。1990年，美国国会对国家艺术捐赠基金会（NEA）捐赠活动作出限定，其拨款必须考虑“一般的正派标准，尊重不同的信仰和美国人民价值观”。如果违反这一规定，接受捐赠资金将受到限制或禁止。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一些欧洲国家推行尊重和宽容的文化政策，今天这些国家认为这一政策对自己国家安全产生了威胁。尤其世界部分地区因为战争冲突，难民潮、移民潮不仅成为一个棘手的国家问题，也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民族问题、文化问题。而多元文化政策的实施要准确把握好限度，防止出现鼓励种族情绪的危险，是多元文化政策在发达国家面临的挑战。在多样化的地域文化条件下，主流文化成为确认公民身份、定位公民角色，实现公民认同发挥着主导作用。尤其在中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公共文化对于公民身份认同以及社会融合能够产生直接影响。

其次，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价值重建问题。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一直面临着“重建中国价值体系”和“为谁重建”、“向谁重建”的冲突与斗争。改革开放之初，价值重估成为中国社会转型和思想解放的核心命题。尤其针对建国以来在社会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重建核心价值意义重大，将文化的坚持确立为文化政策主导原则的坚持上，尤其是将文化发展视为“人类能力的扩展”，以提高人的能力为核心内容。当文化生产与发展突破了人类固有的三大资源—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文化教育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影响日益成为改进人类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同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当代中国文化政策建设的关键是创造性地建设新时代的文化思想体系，有效平衡文化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关注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重视多民族、不同阶层社会成员的文化平等，实现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二）文化政策内涵解读

英国学者吉姆·麦圭根认为，“文化政策是关于文化和权力的研究。”同时，麦圭根又提出文化政策话语这一关键词，将文化政策话语分为国家话语（政府文化事业补贴）、市场话语和市民/交流话语（文化的民主化）等三种政策话语类别。麦圭根指出，当人们关注自身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时，文化权利常常被忽视，在政策制度方面文化权利的保障则是缺失的。丹麦文化学者彼德·杜伦德从社会现象的角度给出文化政策的定义。他提出，狭义的文化政策是指对艺术的资助，即决定哪种艺术是最好的，值得在民众中推广。他认为，文化政策具有很强的价值导向。1967年，在“24国文化圆桌会议”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出文化政策的“最低限度的定义”：文化政策是对社会文化发展需求的回应，通过社会资源的最优化调动而采取的各项行动的总和。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依据国家与文化关系，对文化政策进行二分法划分，即政策“本身”与政策“展示”两部分。有关文化政策“本身”的政策包括财政经费资助、媒介调控、文化身份的协商构建等政策。作为展示的文化政策有国家形象放大的政策和经济还原主义的政策。放大国家形象的文化政策突出体现在由国家承办的大型会展，经济还原主义的文化政策则是一切文化活动以经济为核心，信奉市场力量，把市场力量作为一种信条和普世价值。国内有学者认为，文化政策具有突出的政治表现形态，体现着国家的文化意志。概而言之，文化政策是文化的自我规范和约束的反映，它内在的包含着文化的基本对象、文化主体、文化原则、文化目的、文化权利等内容。其中，文化政策具有多种功能，它包括建构文化认同功能、调控功能、分配功能等。

托尼·本尼特和米歇尔·福柯将文化政策的研究聚焦于社会行为的调控和自我身份的形成机制。文化传播政策则是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对人们社会交往行为的规范和约束。法国著名国际事务专家路易·多洛在描述现代国际文化关系的演变过程时，曾经表述过这样一种见解。从本世纪以来，文化领域已发生了三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是文化发展由自发状态转而要求国家参与，国家不仅要对国民的文化生活作出一定的安排，给予必要的指导，制订文化政策凸显了国家意识形态；第二次革命是随着再现手段与传播技术的发展，社会大众的文化参与权利得到了空前的增强；第三次革命是国际间的文化合作，文化的给予与接受的汇合而形成的文化互惠，将成为主导潮流。多洛的这一文化思想勾勒出了国家主导、民众参与及其全球化对文化政策建构的影响，而文化发展的重要趋势是文化成果的互惠共享。

（三）文化治理的基本意蕴

公共政策是政府实现管理、治理的重要路径。文化治理主要是指由政府、市场、社会组织或团体组织组成的复杂网络，对有关文化方面涉及国际、国家、民族、种族、地区地方等不同区域和不同行政层面的运作。在某种程度上，文化政策可以等同于文化治理，二者均涉及如何将文化整合于公共管理体系内的问题。早在20世纪初期，法国哲学家施韦泽对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提出有关文化发展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对文化思想的伦理本质得以重新认知，是未来文化发展的可能之路。当代中国文化治理其本质意义在于实现当代中国文化的伦理价值，“礼仪之邦”和“仁治天下”既是对中国古老社会国家身份的文化界定，也是对文化治理中国的美学阐释，包含着深刻的民族信仰。因而，它是一种国家精神和民族心理。如果说，政治治理是为了巩固国家政权的基础，经济治理是为了提高国家政权的能力，那么，文化治理就是要优化国家治理的精神结构和民族心理。当代中国文化政策应当以民族文化发展为主线，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在公民文化建设方面，切实调动公民参与文化建设积极性，不断提升公民文化素养和社会文化水准，使社会文化发展成果为民众所共同分享。

二、文化政策的伦理分析

（一）公共利益是文化政策的核心

文化产品具有经济学上典型的“公共物品”的特性，文化产品作为一种公共产品(public goods)，它是体现公共利益现实性的客观存在。按照体现公共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和公共消费性的要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首要原则就是它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性，文化政策的公共利益性其重要标志在于公共文化设施服务的公益性。然而在现实的文化政策上，强调市场调节和评价作用，结果出现文化政策的极端功利性，违背了文化政策的公共利益本质属性。麦圭根拷问正在露头的文化资本主义，他强调有必要为公共利益而研究，强调民主论辩，以协调社会公益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矛盾。经济原教旨主义、经济还原主义，这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思潮崇尚市场力量，将市场力量当作一种教条和普世价值。而克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一条重要路径就是文化政策创制和政策引导，这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关键。有什么样的文化产业政策，便能决定形成什么样的文化产业格局。文化政策的角色、功能错位，即在产业文化领域的政策没有贯彻彻底市场化的原则，而在非产业文化领域的政策则市场化的倾向越来越突出，最终导致个体、群体与他人、其他群体共同享有尊重和表达传统文化价值的权利受到了侵害。推动公益文化事业发展，放宽公益文化准入条件，鼓励企业和个人对公共文化的资助和捐赠，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公益文化事业、产业建设和发展。法国的法律规定，企业赞助有关文化方面的费用给予税收抵扣或减免。法国的法兰西基金会则是专门帮助企业实行赞助行动的组织机构，根据该基金会数据显示，法国有40%企业参与文化赞助活动，并将其作为公司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在我国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在文化政策制订和实践层面不断探索创新，以适应社会转型期的新变革。

（二）消费时代的文化审美和文化政策价值导向

今天，人们处在“消费”控制着全部生活的境地。在文化消费领域，需要准确把握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文化管理、文化服务的社会定位及其价值取向。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经济政策对文化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经济是否繁荣发展决定了文化方面的投入多少的问题。20世纪末以来，欧洲一些国家所采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文化政策和文化发展的方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最直接的一个影响就是公共财政在艺术文化事务方面的支出逐渐收紧。在当代中国，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政策，推行“弘扬主旋律，提倡文化多样化”，关键在于实现主旋律和文化多样性之间的有效平衡。发展文化产业与发挥市场的文化调节功能，并不是将“文化产业化”“文化市场化”，应当通过文化政策规范引导，加强对文化产业的监管，确保其发展的正确方向和导向。在抵制庸俗、媚俗、低俗的“三俗”文化方面，高雅文化需要政策扶持和资助，包括政府的资助和基金会的赞助。大众通俗文化交给市场，由市场调节。世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交给市场，也不能完全交给文化产业。在文化繁荣发展过程中，准确把握文化政策的社会消费导向功能，避免文化消费中的严重浪费现象。文化事业所具有的公益性表明，文化事业维护公共利益的根本价值指向。当一项文化事业减损了大众的利益诉求，没有充分考虑社会效益的情况下，文化事业经费预算或投放缺乏精准性、实效性，忽视文化建设项目社会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其必将导致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譬如，文化消费突出的浪费现象是国内地方博物场馆建设遍地开花，地方博物馆建设文化内涵不足，造成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掩盖下的文化资源浪费。在城市发展战略中，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本土文化参与、社区文化遗产保护以及融合地方经济发展的创意产业紧密结合起来，以促进城市文化发展。同时，在实现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消弭城乡文化差距，既要文化下乡，也要将优秀的乡村文化推向城镇化发展的前沿，推动城乡文化协同发展，发挥文化政策的资源整合功能。构建学校、社区文化一体化管理体系，尤其是学校体育场馆、图书馆的资源联建、共享。加强文化政策评估、监督，对于具有保护特定文化、弘扬特定文化功能的博物馆建设项目，纳入社会评估、监督机制。

（三）文化政策的文化多样性保护

2001年12月，第3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在大会通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的发言中指出：以“人类遗产”的高度重视文化多样性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共识，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的必要性正如生物多样性之于大自然的必要性一样弥足珍贵。本次大会还通过了具体实施的《行动计划》，其中提议：支持公民参与旨在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社会政策制订。文化政策应当内在地包涵公民参与社会文化生活的权利和加强文化的民主化。安托尼·埃弗利特在《文化治理：整体性文化计划和政策取向》报告中，较为详尽地阐释了政府职能转变与切实执行文化政策的关系。在传统文化政策中，由于缺乏整体性的文化治理思路，从而导致文化政策执行乏力不能落实的困境。而全局性、整体性、系统性的治理模式以及实际的操作方式，则是文化政策有效落实的重要前提条件。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如何重视对本土民族文化的保护，挖掘和弘扬具有民族特色的多样化的文化，需要文化政策引领功能的充分发挥。

三、文化政策伦理价值的实现路径

在文化繁荣发展的今天，创意经济所带来具有创造财富的潜能时，公共政策可能轻视文化产业中文化面临的风险。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面对鱼龙混杂的文化观念，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策观，以文化政策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协同发展。其中，一些域外的文化政策经验可以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繁荣的有益借鉴。

（一）以文化政策为导向推动文化治理

韩国政府以“文化观光部”为主要推动部门，并通过“文化艺术振兴法”以促进本国文化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确立了面向21世纪的“文化立国”方略，着力扩大日本文化国际影响力和提升日本国家形象，提出要把日本建成一个“文化发信国家”“向世界传播文化的国家”。二战后，将“内容不干预原则”作为日本文化政策的一项重要指导原则，通过引入第三方独立的文化评审机构以增强国家文化治理。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文化政策的制订主要源自两个不同的文化理念：一是尊重个人的自由发展，防止政府的过多干涉，它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政策保守派。因此，美国文化政策采取的是一种“开放性”的市场策略，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和社会团体参与，政府则是宽松的外部环境和严格的法律保障的提供者。二是强调政府参与文化事业或文化产业的积极作用，推动文化发展的大众化，它是以法国为代表的文化政策自由派。基于这一原由，二战后法国首先成立文化部，通过政府主导，推动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

（二）通过政策法规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国家治理是对不同社会空间的调适、整合和释放、界定。文化政策则是实现国家文化治理的重要手段，文化政策在调节国家、市场、社会和公民之间文化利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市场成为侵害公民合法文化利益的主要力量。在文化政策方面，通过政府干预和公共资助可以弥补市场失灵造成的损失。政府干预可以国家基金资助的方式，也可以对非营利组织、个体文化从业者、慈善或遗产捐赠、间接税收等税收减免扶持政策，拉动文化产业发展，进而推动文化发展繁荣。具体举措包括中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其中中观层次的财税政策，以财政拨款、贴息，税收返还，无偿划拨非货币性资产等方式，推动电影、动漫、数字出版等文化产业发展，以《公益事业捐赠法》推动社会参与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水平；微观层次着力促进文化企业健康成长。加强政府财政支出绩效评估管理，对文化产品、文化事业建设管理克服重事前评审、轻事中监管或中端流于形式、忽视事后验收甚至于末端监管失控的局面。关键在于建立协同文化治理机制，明确文化政策利益激励导向，尤其对文化产业发展树立长效理念，避免重视短期经济效益，注重行业差异，促进精细化管理，扩大对文化产业中诸如知识产权产品等“无形资产”的资助及文化无形资产能力体系提升，建立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资金补助制度。

（三）重视传播媒介对文化发展的影响力

文化政策的基本功能在于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满足公民的基本文化需求。在数字信息时代，数字化已经成为文化变革的重要力量。数字化变革了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同时变革了文化产业结构和文化生态结构。在当代，传播媒介日益成为人们接触和了解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主要途径之一，文化政策在保护一国文化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目前，一些国家文化保护政策涉及多个领域，突出体现在语言和媒介传播两个方面内容。前者是维护一国文化传统的根本，后者的媒介性质决定了其在维护文化安全中的重要地位，即媒介传播的内容往往决定着本国文化和外来文化各自的影响广度和深度。传播媒介尤其是广播电视、电影和网络，往往是文化霸权国输出其文化产品的重要渠道。政府对媒介传播的保护和限制，凸现了媒介传播在国家文化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文化现代化是文化大众化的重要内容，文化政策对文化大众化和文化现代化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通过政策引导与规范，推动主流文化精神及其价值的实现，是中国文化治理的核心议题。中华民族对世界的文化使命就在于为推动人类文明历史发展进程，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因此，当代中华文化既要有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兼收并蓄，对民族文化的继承创新，以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又要有走出去拥有普遍的受众性和感同身受的彼此欣赏，在世界舞台充分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魅力。这些文化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政策伦理的现代意义诠释和当代实践。

文来源： 原创： 李耀峰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