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文选题,长江学者有些小建议要告诉你

2018-04-07

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对于博士论文来说同样适用。

要做出一篇好的博士论文,选题至关重要。有了一个好的选题,博士论文就成功了一半。

什么才算是开拓性的选题?

简单地说,“开拓性”(ground-breaking)就是开创性的、前所未有的、革命性的。

“开拓性的选题”就是研究课题在材料、方法、或理论上具有创新性,研究结论具有颠覆性。

比如,清儒用《诗经》押韵和谐声字材料来归纳上古音的类别,陈澧发明用系联法处理中古反切用字来归纳声类和韵类,钱大昕得出“古无轻唇音”之类推断式的结论;再到高本汉藉33处汉语方言材料、用内部构拟法为《切韵》为代表的中古音类一一拟测(reconstruct)了具体的音值。

可能有人会担心,能研究的问题前人都研究过了,很难再找到新问题了。

其实,这样的担心大可不必。

陈寅恪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敦煌劫余录·序》)语言学的研究也是如此。

有些问题,看似已经解决,没必要再去研究了,但如果换一批材料、换一种方法,还会发现新的问题。

比如代词的句内回指问题,乔姆斯基(Chomsky)已经做了很好的解释,似乎没什么可研究的了。

黄衍翻查、调查了大量的语言(共约550 种)后发现,乔姆斯基的解释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语言,影响回指的除了句法—语义因素,还有语用因素。围绕着回指的语用问题,黄衍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新格莱斯回指语用理论(两位创始人之一),成了“世界顶级的(理论)语用学家及回指研究专家”。

开拓性的选题具有可持续发展性。

小而言之,可以作为个人学术生涯的主要研究领域或议题,使之成为自己最擅长的精神舞台。黄衍的研究就是最好的例子。

大而言之,可以为学术界开辟新的研究方向、引入新的研究材料或方法、创立新的研究范式。比如乔姆斯基,通过《句法结构》(1957)发动了一场对美国描写语言学的革命。

 

为什么要形成开拓性的选题?
 

现代学者朱光潜说过:“一个人的生活是否丰富,就是说有无价值,要看他对于心灵或

精神生活的努力和成就的大小。如果只顾衣食饱暖而对于真善美不感兴趣,他就成为一具行尸走肉了。”

衡量一个普通人的价值,尚且看他精神生活成就的大小,衡量一个博士生的价值,更应该看他精神或学术生活成就的大小。

一般说来,博士生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博士论文上,而博士论文的质量又和选题密切相关。

选题有意义,写出来的论文才有价值;选题无意义,即使花再多的功夫,也不会有什么积极的效果。既然如此,要想使博士论文有价值,首先就要做到选题有价值。

和普通平凡的选题相比,开拓性选题容易做出有价值的博士论文。

其实,做博士论文不只是为了解决专业领域的具体问题,除此之外,还有更高层次上的追求。

比如,为了证明个体生命的价值,发现生存的意义;冲破各种诱惑和迷惘,建立起自己的精神坐标。

为了克服眼前生活的苟且,寻找诗歌和远方;在世俗的喧嚣中,从容不迫地安顿自己的心灵。

当然,还为了谋得一份既符合自己的志向、不损害内心自由与人格尊严,又能够保障体面生活和工作。

可见,开拓性选题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不仅有利于解决眼前的问题,也有利于激发博士生的学术热情,成就一种有意义的学人生涯。

怎样形成开拓性的选题?

要形成开拓性的选题,需要具备两个基本的条件:一个是了解前人;一个是了解自己。

先来说了解前人。了解前人就是通过广泛地文献阅读了解前人研究的成就与不足,了解学术界的研究现状与缺憾,寻找新的增长点。

了解前人,有以下几种方法:

盯住主流文献。每个领域都有一些属于该领域的主流期刊(核心期刊)、经典著作,这些期刊、著作代表了该领域的研究水平。阅读这些期刊、著作,可以让初学者对当前学术界的研究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当然,瞄准主流并不是排斥非主流文献,也不是不读非主流的文献,而是要合理地安排文献阅读的时间和精力。对主流文献的投入适当地多一些,对非主流文献的投入适当地少一些。

盯住主流学者。主流学者是指活跃在学术研究第一线的、代表着当前国内外研究水平的学者。

研读主流学者的论著,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除了前沿的术语、概念外,还有观察问题的角度、分析问题的思路、论证问题的方法,等等。

另外,在研读主流学者的论著时,除了关注它的正文外,还要关注它正文以外的部分。因为,正文外的部分也能提供大量的、有价值的信息。比如参考文献部分,就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留心观察主流学者的参考文献,不难发现,他们所列举的往往都是最具代表性的文献。通过这些文献“按图索骥”,以文献检索文献的方式,找到相关的文献,一篇篇地读过去。文献读完了,对主流研究的情况也就了解得差不多了。

盯住前沿动态。了解前沿动态的途径有很多,比如阅读主流文献、主流学者的论著、参加学术会议、聆听学术报告等。

但通过这些途径,得到的信息还比较零散;相对而言,《XXX年鉴》则可以帮助读者系统地了解某一领域一年以来重大进展的情况。

以《语言学年鉴》为例,该年鉴始创于2015年,目前已出版三卷。通过该年鉴,可以对语言学各领域(语言学理论、社会语言学、心里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语言演变、类型学等)近年来的重要进展情况有一个快速的、系统的认识。

 

接下来,说一下了解自己。如果说了解前人是为了形成开拓性的选题,那么,了解自己则是“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
通过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才情与天分,判断自己是否具备了从事某种或某个开拓性选题研究的条件和能力。

但要真正做到认清自己、认清自己的才情与天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三国思想家刘邵说过:“性情之理甚微而玄,非圣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人物志•九征》)既然如此,我们是不是就没办法认识自己了呢?也不尽然。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学术研究经验。借鉴这些经验,有利于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你自己”。

从性格看,清代史学家章学诚从性格的角度将学者分为两类:一类是高明者,性格外向、爽朗。

一类是沉潜者,性格内向、沉稳。性格不同,理解问题的方式不同,适合研究的领域也不同。

“高明者由大略而切求,沉潜者循度数而徐达”(《文史通义•博约下》);“高明者多独断之论,沉潜者尚考索之功”(《文史通义•答客问中》)。

换句话说,高明者善于从要点入手而迅速求索,适合从事独自裁断的一家之学;沉静者喜欢遵循程序而逐渐通晓,适合从事考据求索方面的研究。

从资质看,钱穆说过:“大抵在学术上成就大的人都不是第一等天资,因为聪明人总无毅力与傻气。”

记得汤用彤也说过:二流资质选一流的题目,只能做出三流的结果;二流的资质选三流的题目,倒有可能做出一流结果。

如果觉得自己天资聪明,那么就做一流的题目;如果自认为天资不高,那么最好做二流或三流的题目。做学问一定要脚踏实地,量力而行。切忌好高骛远、眼高手低;有多大的本钱就做多大的买卖,切忌小本钱做大买卖。

最后要指出的一点是:开拓性的选题不见得都是好题目。

有些“笨”题目也可以做出好结果,也可以起到填补空白的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笨题目也具有开拓性。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以语言学界的为例:有些选题比较宏大,非一般人所能胜任,如王力的《汉语语法史》(1989)、周法高的《中国古代语法》(1959)、太田辰夫的《中国语历史文法》(1958/2003)等。

有些选题具体切实,不容易上升为理论,如丁声树的《释否定词‘弗’‘不’》(1933),吕叔湘的《近代汉语指代词》(1985),香坂顺一的《水浒词汇研究(虚词部分)》(1992)等。

有些选题看起来还很“笨”,需要花大功夫才能出好成果。

但这些题目经过以上学者的打磨后,都“脱胎换骨”摇身一变变成了精品,甚至变成了里程碑式的作品:《汉语语法史》是汉语语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中国语历史文法》是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开山之作,《释否定词‘弗’‘不’》“不但本身的结论重要,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开拓性”(朱德熙1989)。

我的研究经历与教训有什么?

我1984年在杭州大学读研究生。

当时,语法学界正在讨论汉语语法的特点:

李讷和汤普森(Charles Li&Thompson 1976)基于类型学的视角指出:汉语属于话题突出型语言、英语属于主语突出型语言。

申小龙(1986)通过研究《左传》主题句发现,西方语言的句子是焦点透视型的,动词是句子的核心,抓住的了动词也就抓住了句子的灵魂;汉语句子是散点透视型的,句子不由动词组织的,而是“由简单明晰的时序和逻辑事理脉络贯穿的”。

范继淹(1983)发现,汉语句子的谓词前可以有多个NP,但不是每一个NP都和谓词直接相关。比如“这件事情老张的处理办法我有意见”,谓词前有三个NP(“这件事情”“老张的处理办法”“我”),但只有“我”和谓词直接相关(充当施事),其他的都和谓词没有直接的关系(充当系事)。

这样看来,汉语句子的组织方式,似乎脱离了谓语动词的句法语义控制。于是,我有了问题:这种句子是怎样组织起来形成句法上合格、语义上可以理解的句子的?我决心研究和搞清楚汉语这种句子的结构方式和语义解释机制。

为了便于研究,先简化一下问题:这件事情老张的处理办法我有意见。

→a.这件事情我有意见。

→b.对这件事情我有意见。

→c.我对这件事情有意见。

经过一系列的句法操作后,原来不明显的关系逐渐凸显了出来。

“对这件事情”和谓语动词之间有状语和中心语的关系,“意见”和“这件事情”之间有语义依存关系。

这样看来,“这件事情老张的处理办法我有意见”的问题至少包含了两个问题点:(1)状语跟谓语有格支配关系;(2)“意见”类名词有配价要求。

有了这样的发现后,1985年,我跟导师倪宝元、王维贤先生汇报自己的硕士论文选题,并当众夸口:要形成具有开拓性的硕士论文选题——《汉语句子中谓语跟状语的格支配关系研究》。

征得了导师的同意后,我开始动手考察跟谓语有格支配关系的句子。后来,受时间的限制,逐渐缩小了考察的范围,把重点放在了准双向动词上(如“来往、相识、交手、对立、服务、求援”等)。试比较:

(1)我经常和他来往→*我来往

(2)我去年和他相识→*我相识

(3)我明天和他交手→*我交手

(4)我一直和他对立→*我对立

(5)我们为人民服务→*我们服务

(6)我们向工人求援→*我们求援

(7)我们求助于老师→*我们求助

(8)我们受业于章门→*我们受业

这些动词都有一个共同点:“要求两个名词性成分与它发生强制性的句法联系,并且当这两个名词性成分与之同现时,其中有一个名词性成分必须用介词来引导。”

随后,系统地考察了500多个准双向动词的语义特征和句法表现情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硕士论文《现代汉语准双向动词研究》。毕业后,该文删节发表在《语言研究》1988年第1期。

1987—1990年,我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读博期间,继续沿着硕士的选题方向前进。

此时的目标是:解决汉语名词的配价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先做了现代汉语二价名词的研究,比如“意见、感情”类。然后又做了现代汉语一价名词的研究,比如“尾巴(部件名词)、父亲(亲属名词)、面积(属性名词)”类。由于缺少后续的课题,无法达到博士论文的规模,只好暂时搁下。和导师朱德熙、陆俭明先生商量过后,决定另起炉灶。基于先前对“坐着!”“听着!”类祈使句的调查与分析,我决定把这套方法推广开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博士论文《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

现在看来,当时的选择是对的。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果冒进,也许会山穷水尽。

 

法国大文豪雨果有句名言:“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一个时机已经到来的想法。”

赶上当今中国这样一个“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型时代,能不能有所成就,关键是看你:有没有想法(所谓仰望星空),能不能践行(所谓脚踏实地)。

当然,革命尚未成功,同学仍需努力。

袁毓林: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王恩旭: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本文节选自《怎样形成具有开拓性的博士论文选题》(中国大学教育,2017年第5期)

宝宝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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